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
　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(de)伟大(wěidà)先行者，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，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：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，中山路的骑楼(qílóu)诉说着百年沧桑，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(jiàoyù)救国的理想……

　　从革命理想的(de)(de)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，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，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(shì)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，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纪念合影。

　　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(zhàndòu)

　　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孙中山首次到台湾，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(qǐyì)，计划在(zài)义军指挥(zhǐhuī)郑士良率军入闽时，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(xuǎndìng)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，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，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，对革命活动(huódòng)十分有利。

　　孙中山抵台后，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，日(rì)本台湾总督儿玉源(yùyuán)太郎(tàiláng)假意支持，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(yuè)7日，惠州爆发起义，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沿着海岸(hǎiàn)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，新首相伊藤博文(yīténgbówén)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，遂下令立即(lìjí)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，导致惠州起义失败，厦门起义付诸东流，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
　　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，其间，厦门(xiàmén)籍商人李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(táiběi)，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(zàidù)访台时，下榻的“梅屋(méiwū)敷”也(yě)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，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，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，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，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(shàngxiàcè)

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(huódòng)

　　指导密友播撒革命火种(huǒzhǒng)

　　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，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(qúnzhòng)，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(xià)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(yìrì)，厦门光复。

　　1914年，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，委派在厦门英华(yīnghuá)书院任教的(de)(de)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。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，急需一个宣传阵地，孙中山密友(mìyǒu)许卓然积极(jījí)筹办《江声报》，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，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，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，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，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，当时(dāngshí)的秘密活动点(diǎn)就设在(shèzài)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，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(zhèngluóshēng)联络许春草，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，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
　　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革命挚友

　　孙中山曾(céng)感慨地说：“华侨(huáqiáo)是革命(gémìng)之母。”言之确凿，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，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
　　东南亚(dōngnányà)作为闽籍(mǐnjí)华侨的(de)主要聚居地，也是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，或投身革命前线，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，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
　　在这些闽南(mǐnnán)华侨中，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，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，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，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旧址(jiùzhǐ)复建，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(rén)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(bēilínqū)，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
　　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(bànlǚ)，自1892年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，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，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，更(gèng)深度参与(cānyù)多次(duōcì)武装起义，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，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，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(huíguó)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，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(bàotóu)的《江声报》（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）

　　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
　　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(xiàmén)籍华侨中，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(zuìjù)影响力的一位。

　　1909年，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，从此与(yǔ)革命结缘。1910年，陈嘉庚剪去发辫，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，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(shìyè)充满敬意和支持，他积极捐款捐物，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
　　1911年，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从法国(fǎguó)返回上海准备(zhǔnbèi)筹组新政府，途经新加坡，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(huìmiàn)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(de)二等客舱，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(hòu)，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，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，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
　　1912年，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(huídào)故乡集美(jíměi)(jíměi)，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，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，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(dìyīcì)是1921年，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(xuéxiào)长，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(wèi)难之际，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，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，同意(tóngyì)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；第二次是1923年，时值军阀混战，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，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，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，并由(yóu)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(liǎngshěng)省长及(jí)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(bǎohù)，“倘(tǎng)有战事，幸勿扰及该校，俾免辍废，则莘莘学子，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
　　1956年，孙中山诞辰90周年(zhōunián)之际，中央(zhōngyāng)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，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，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(zhèn)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，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，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，既是(shì)“教育(jiàoyù)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，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
　　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(zhōnghuìguò)发展蓝图

　　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(xiàmén)建设，百年前就(jiù)看中(kànzhòng)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（上下册），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
　　孙中山写道：“厦门(xiàmén)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港面(zhīgǎngmiàn)，管有相当之腹地(fùdì)，跨福建、江西(jiāngxī)两省之南部，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，所有(suǒyǒu)南洋诸岛，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，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，穿入腹地煤铁矿区，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(yìxū)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，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，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(yùnshū)以为一气。”

　　这一规划(guīhuà)，不仅(bùjǐn)是对厦门港(xiàméngǎng)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，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，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(chāoyuè)，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
　　在《建国方略》中，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(tiělù)规划，包括建设(jiànshè)厦门建昌(jiànchāng)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，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，其路线与(yǔ)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，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，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，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(shíxiàn)。

　　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
　　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，到孙中山铜像和(hé)相关地名，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(tèbié)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
　　作为(wèi)厦门最早的(de)城市公园，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，历时4年建设，于1931年开放，为纪念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先生弘扬(hóngyáng)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，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，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，并(bìng)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，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
　　始建于1920年代的中山路，同样以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的精神命名，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，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(bìng)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(xiǎoxué)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，也是为了纪念(jìniàn)孙中山这位(zhèwèi)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，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，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，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
　　目前，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，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(zhènhǎi)校区(xiàoqū)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